11月15日下午，来自中国艺术研究院《中国艺术年鉴》执行主编、副研究员吴昊作了《从自然之物到祥瑞符号一一虎在中国文化体系中的演变》的讲座。
吴昊老师从丰富的史料和文物证据中指出，虎作为与人类关系密切的动物，在历史长河中被赋予了多种意象，在幅员辽阔的中国大地上也因习俗、风土和材料等历史地理差异，形成了各异的虎符号文化。讲座为师生打开了视野，树立了深入研究习以为常的文化现象、摒弃先入为主思想的治学观念。
秦阳陵虎符
11月16日上午，郑振铎先生嫡孙、著名文史学家郑源先生带来《郑振铎与鲁迅合作编印<北平笺谱>》讲座。
郑源先生分享了郑振铎、鲁迅合作开展《北平笺谱》编撰的曲折历程，从搜寻笺谱到甄选分类、编撰整理、开展印制、上市后抢购一空，如今流芳后世。他们的工作抢救了不断式微的木版水印艺术，让集“诗书画印”于一身的画笺艺术重放光彩。
延伸阅读
郑振铎（1898—1958）是“五四”运动所诞生的一代风流人物之一，也是新文化和新文学运动的一名真正的战士。他是中国现代史上的著名作家、学者和社会活动家，对祖国的文化事业有过多方面的卓越贡献。在其60载的生命历程中，先后在复旦大学、中国公学、燕京大学、清华大学和暨南大学担任过教职，其中尤以与暨南大学的渊源关系较深。他1935年进入暨南大学，至1941年日军占领上海租界、暨大迁往福建建阳为止，前后任教达6年半之久，是其一生事业发展的重要时期，对暨南大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。
郑振铎先生于1935-1941年期间担任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,并在暨南大学发表《最后一课》以及大量的学术成果,其教泽绵长,影响深远。1940年3月30 日，汪伪“国民政府”在南京宣告成立，上海的伪政权要求各学校停课举行所谓庆祝活动， 遭到包括郑振铎在内的暨南大学师生的坚决抵制。“曹汉不两立，忠奸不并存”，这是何炳松、郑振铎等人对待汪伪政府的一致态度，学生们从他们的不妥协中受到了爱国主义的教育。也正因为如此，敌伪对暨南大学十分仇视。太平洋战争爆发后 , 日军于1941年12月8日攻入上海租界，孤岛不复存在。在上海租界的所有专科以上学校中，暨南大学是第一所被日军侵入并进行大规模搜查的学校。在《最后一课》一文中，他真实地记述了当侵略者即将出现在面前时，他和暨南大学的师生们仍然坚持上完了最后一课的感人情景。“这一课似乎讲得格外的亲切，格外的清朗，语音里自己觉得有点异样；似带着坚毅的决心，最后的沉着；像殉难者的最后的晚餐，像冲锋前的士兵们的上了剌刀，‘引满待发’。” “谁都明白这‘最后一课’的意义。我愿意讲得愈多愈好，学生们愿意笔记得愈多愈好。”
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程国赋在《忠信笃敬》校训微电影中饰演郑振铎先生，再现“最后一课”场景
“上午10时30分，有几辆满载着日本兵的军车，经过校门口，由东向西驶过，当头一面旭日旗，血红的一个圆圈，在迎风飘荡着。“我一眼看见了这些车子走过去，立刻挺直了身体，作着立正的姿势，沉毅的合上了书本， 以坚决的口气宣布道：‘现在下课！’没有一个学生有什么要问的，他们没有迟疑，没有踌躇，没有彷徨，没有顾虑，个个都已决定了应该怎么办，应该向那一个方面走去。”“从来没有那末无纷纭的一致的坚决过，从校长到工役” “这样的，光荣的国立暨南大学在上海暂时结束了她的生命。默默地在忙着迁校的工作。”
